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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这是我们往往更容易选择前者。虽然也许事实上二者发生的机率相同，但由于舆论传媒的导向作用，使得我们对前种情况更为熟悉和敏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根基假设：人的行为规律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对搜索方式的有效性能很好说明的一个例子是：你认为以R（如：ride）开头的单词，还是第三个字母是R（如，circle）的单词多？这是你也许会马上很容易地从记忆中提取一些单词，如red,roof等一系列以R开头的单词，却很难短时间内提取第三个字母是r的单词。于是你就无法做出判断，以R开头的单词多。但实际上，仅仅是因为我们对第二种情况不够熟悉，认为第三个字母这一提取线索是无效的。真正的情况恰好与我们的选择相反。(Kahneman,1973,1979,2000,2002; Tversky,1974)一旦人们对某事件没有经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根据该事件可想象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发生概率。例如，从一个81组成的样本中抽取2人组成委员会和从一个同样大的样本中抽取79人组成委员会两种情况的组织方式各有多少种？分别让两组被试对以上两个情景之一进行直觉判断，发现第一种情况下，
浅谈凯尼曼经济心理学研究及其影响,标签：管理技巧,管理基础知识,http://www.wenxue9.com这是我们往往更容易选择前者。虽然也许事实上二者发生的机率相同，但由于舆论传媒的导向作用，使得我们对前种情况更为熟悉和敏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根基假设：人的行为规律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质疑。
对搜索方式的有效性能很好说明的一个例子是：
你认为以R（如：ride）开头的单词，还是第三个字母是R（如，circle）的单词多？这是你也许会马上很容易地从记忆中提取一些单词，如red,roof等一系列以R开头的单词，却很难短时间内提取第三个字母是r的单词。于是你就无法做出判断，以R开头的单词多。但实际上，仅仅是因为我们对第二种情况不够熟悉，认为第三个字母这一提取线索是无效的。真正的情况恰好与我们的选择相反。(Kahneman,1973,1979,2000,2002; Tversky,1974)
一旦人们对某事件没有经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根据该事件可想象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发生概率。例如，从一个81组成的样本中抽取2人组成委员会和从一个同样大的样本中抽取79人组成委员会两种情况的组织方式各有多少种？分别让两组被试对以上两个情景之一进行直觉判断，发现第一种情况下，被试估计的数量要远大于第二种情况。而实际上，一个任意两人组成的一种委员会形式的同时，样本中余下的79人就相应地形成一种组织方式，因此两种情况下的答案应是相同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偏差，就是因为两人的组成情况更容易在想象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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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与调整性启发法（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s）
它表现在人们对于不确定数值的估计往往是基于对初始值或者起始点（starting point）进行适当调整的结果。起始点可以是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可以是在估计过程中局部发生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起始点都会对估计值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个简单的小实验，让两组被试分别直觉推断：1×2×3×4×5×6×7×8与8×7×6×5×4×3×2×1两组算式的结果，发现对第一组乘积式数值的估计显著地低于第二组的数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起始点（两种情况下分别是1和8）的作用。虽然这些起始点对决策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锚定启发法还表现在对合取事件和析取事件的认知偏差上。
试判断以下三种情况的偏好程度：
从一个装有50%红球和50%白球中的箱中抽取红球。（简单事件）
从一个装有90%红球和10%白球的箱中连续7次抽取红球（合取事件）
从一个由10%红球和90%白球的箱中连续7次抽球且至少有一个抽取红球（析取事件）
先让我们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分别求以下三种情况各自抽中红球的概率。P1=0.5；p2=≈0.48；P3≈0.52。
因此无偏差的主观估计值应该是P3>P1>P2，人们应该偏好析取事件。但事实上，绝大多数被试喜欢合取事件而最不趋向选择析取事件，即人们倾向于高估合取事件而低估析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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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回避与风险偏好
个人偏好是基于偏离基于一个相对的参照水平的程度而其变化的（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而非取决于一个绝对量（如财富水平等）。
相对于这个参照水平“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而从图中对此损失与收益这两段曲线的斜率（前者几乎为后者的二倍），这说明：人们对损失的感受性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性，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损失厌恶。因此人们经常的行为反应就是回避损失（Loss aversion）。
运用这个基本观念，我们似乎可以解释很多种现象。比如财富效应（Endearment effect）。它的意思是人们一旦拥有了某一个物品，就会立刻赋予这个物品比在拥有前更多的价值，即人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物品价值的倾向。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人”的假设，人们应该是风险的回避者。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对收益持风险回避的态度。（risk-aversion），而对损失持风险偏爱的态度（risk-vowing）。
例如，让人们对下列情景进行决策：（N=150）
1、 如果一笔生意可以稳赚$240，另一笔生意有75%的机会赚$1000，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赚。
2、 如果一笔生意要稳赔$750，另一笔生意有75%的可能赔$1000，但相应地也有25%的可能不赔钱。
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84%的人选择稳赚$240，表现在对风险的回避，而第二种情况下87%的人则倾向于选择“有75%的可能赔$1000，但相应地也有25%的可能不赔钱”的那笔生意，表现为对利益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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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
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即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其中Kahneman经典的研究之一即为：生存框架（survival frame）和死亡框架（mortahity frame）。
让被试（N=152_）看以下情景：
假定在一种流行疾病的侵袭下，将有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取用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采用方案B，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试问应该采用哪种方案？
结果表明72%的人选择方案A。然后，对第二组被试（N=155）叙述同样的情景，同时将解决方案改为C和D。
采用方案C将会有400人死亡；采用方案D则无人死亡的概率为1/3；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为2/3。
这一次，78%的人选择了方案D。而事实上，方案A与方案C，方案B与方案D是等值的。之所以会造成以上效应可能是由于提问方式的影响，使得第一组被试考虑的是救人，而第二组被试考虑到了会死亡的人数，因此，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不愿冒会死更多人的风险。
第二种情况则倾向于冒风险救活更多的人，两种情况分别表现出对损失（死更多的人）的回避和对利益（救活更多的人）的偏好。
灵敏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
最后，图中偏离参照水平的曲线，越来越平缓，反映了预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效应——灵敏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即与参照水平距离较紧的边际变化大于距离参照水平较远的边际变化。比如，损失100元和损失150元之间的感受差别要强于损失1100元与1500元之间的感受差别。因为150元与500元之间的损失变化距离参照水平较低，而1100元与1500元之间的损失变化则更偏离参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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