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促进抗日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致力于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线，随贺龙到一二师工作，先后，在晋西北和冀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又名《随军散记》，解放后改名《记贺龙》)写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选取了贺龙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经历，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环境中贺龙的真实性格和崇高品质。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贺龙阔大不羁、豪迈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现了他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中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则具有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品写了贺龙对毛主席由衷热爱，记述了贺龙真诚推崇毛主席的话语：“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来比呢”，“你怕毛主席当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战略自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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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促进抗日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致力于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线，随贺龙到一二师工作，先后，在晋西北和冀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又名《随军散记》，解放后改名《记贺龙》)写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选取了贺龙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经历，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环境中贺龙的真实性格和崇高品质。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贺龙阔大不羁、豪迈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现了他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中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则具有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品写了贺龙对毛主席由衷热爱，记述了贺龙真诚推崇毛主席的话语：“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来比呢”，“你怕毛主席当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战略自然清楚”；还生动地追述了在“西安事变”中毛主席劝说一些同志联蒋抗日时候的情景。作品告诉人们，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革命领袖不是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在揭示贺龙的精神境界时，作者还善于在特定的境遇中从人物的言谈举止上精细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出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贺龙有一次忽然一连两天内变得和平日不同，困顿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饭。原来两天前他在卫生处看到白求恩大夫为伤员动大手术，伤员们在手术中被割断脚或手的惨痛情景强烈地触动了他，他说：“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书中这类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体现生活本质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时时可见。贺龙平易近人的作风，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他的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那种从实际斗争中得来的广博的社会知识，他的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现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后还将他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写成《同志间》、《小鬼》、《老乡们》、《通过封锁线》等十几篇报告，发表于《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运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于国统区的崭新面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于把捉事物本质的才能。
和沙汀一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大后方发表报告文学的，尚有诗人卞之琳和小说家楼建南(适夷)。卞之琳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于次年在昆明出版后，以其内容的真实可信，记叙的朴素无华，引起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不同于《随军散记》直接记述贺龙师长《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以七七二团为中心，写了团级和营、连级干部乃至士兵的斗争与生活，虽然旅长陈赓曾几次出现，也间接涉及师长刘伯承，但作者的笔触始终围绕着士兵和下层干部，围绕着部队的战斗和成长，写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没有八路军，山西早就完了”、“没有老百姓，八路军还厉害吗？”写了军民协力要使山西省成为侵略者坟墓的决心，就象民谣唱的——“日出东海落西山，救国西来军。”全书笔墨简洁，不事修饰，完全象生活素材一样，为历史留下了斗争的具体的史迹。其中如“彭城遇袭”、“后峪伏击”等几次战斗，写得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作者目说：“我在设法于叙述中使事实多少保留一点活气的时候，并不曾利用小说家的自由，只顾文学上的真实性。”(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前言》)说明他严格地遵守真事真人的原则，处处于朴素中见匠心。适夷的《四明山杂记》写得稍晚一点，作者从自己进入浙东游击区写起，到日本投降后撤至苏北根据地为止，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新四军第三纵队在“周围八百余里，雄据五个县境”的四明山区的活动。全书收十三个短篇，每篇独立，读起来又有内在的连贯性。作者从进入游击区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分子，存亡与共，因而写得血肉丰满。虽然事态变幻，情节错综，象《误会》、《王鼎三和小白脸》等篇，大有传奇味道；但作者写的是人，是活跃在抗日游击战线上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向革命队伍投诚的土匪大王王鼎三，妻女被伪军霸占的石狮子李宝友，父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头头的革命报纸校对员吕明，多次被俘的和平军伪大队长童灿，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运，他们都在翻腾的生活中显示其鲜明的性格；这些性格经过时代洪炉的铸冶，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决不是为写人物而写人物，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中，深刻而多样地反映了这个苦难民族在激烈动荡年代里的史诗一样的生活。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共收报告、通讯二十六篇。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伊凡斯一道，从晋中出发，经晋北、冀北、晋西再返晋中，历时五十余天，印象记写的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经历。它记述细密，质朴，又明白畅晓。由于作者深入战地生活，选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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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新颖，许多篇章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谈》通过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军支队长的夜谈，揭露了日寇用香烟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国和英美友人的关系。夜谈的地点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国联军到过的地方，一个侵略兵在方桌上刻下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而现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强大统一战线，显示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徐海东将军》是几篇人物特写中较好的一篇，它记述了从“普通的湖北孝感窑工”到“使敌人胆战的名将”徐海东的事迹，对他的“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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