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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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
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
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
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
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
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
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
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
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
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
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
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
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那么看了，后来
竟毫不记得，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说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为一贯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还在反右之
前，他的杂文《况钟的笔》即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
右倾运动，他就被揪了出来，定为“反党分子”，还把他的杂文印成一本小书，名
日《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其实都是反右运动前公开发表的，如果在反右运动
中被揪出来，都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中质量最高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迟揪了两年，
里面是什么奥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
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
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
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
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
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
“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
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
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
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
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
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
“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
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
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
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
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
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
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
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
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
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
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
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
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
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
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
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
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
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
“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
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
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
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
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
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
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
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
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
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
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
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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