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刘禹锡《陋室铭》的结句是“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一个蕴涵深远的引用，一个确定不疑的反问，在行文上是紧扣着“陋室”的“陋”字而结，在意义上却恰恰打破了“陋室”的“陋”字，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理解：我的居室虽然狭小而简陋，但由于它的主人有着芳香馥郁的“德”，有着富于诗意的审美化的生活情趣，高雅而颇具文化意味的人际交往，清静而自由的心灵世界，所以，它就不再狭小而简陋，竟有了无比的广阔与丰厚。这种芳香馥郁的“德”，即是是中国文人中的“君子之儒”所秉持的道德修养与人格精神。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动情地夸赞他的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简陋生活，那在别人是不能忍受的，而颜回却“不改其乐”，就是由于他追求的是道德修养的崇高，而非物欲的满足，这与孔子所倡扬的君子人格是完全契合的，所以才赢得如此动情的夸赞。孔子本身更是这种道德人格的实践者。《陋室铭》结句的“孔子云”，在《论语·子罕》中的完整文字是：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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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陋室铭》的结句是“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一个蕴涵深远的引用，一个确定不疑的反问，在行文上是紧扣着“陋室”的“陋”字而结，在意义上却恰恰打破了“陋室”的“陋”字，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理解：我的居室虽然狭小而简陋，但由于它的主人有着芳香馥郁的“德”，有着富于诗意的审美化的生活情趣，高雅而颇具文化意味的人际交往，清静而自由的心灵世界，所以，它就不再狭小而简陋，竟有了无比的广阔与丰厚。这种芳香馥郁的“德”，即是是中国文人中的“君子之儒”所秉持的道德修养与人格精神。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动情地夸赞他的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简陋生活，那在别人是不能忍受的，而颜回却“不改其乐”，就是由于他追求的是道德修养的崇高，而非物欲的满足，这与孔子所倡扬的君子人格是完全契合的，所以才赢得如此动情的夸赞。孔子本身更是这种道德人格的实践者。《陋室铭》结句的“孔子云”，在《论语·子罕》中的完整文字是：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论语·述而》中还记录了孔子另一段有名的谈话：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些不仅与他赞美颜回的谈话具有一致的精神内涵，而且更深一层地说明：居于“陋巷”、“陋室”的君子，其实也并不排斥“富且贵”的非“陋室”生活，只是不能用“不义”的方式去取得它，所以宁愿因为“义”的坚守，而愉快地过着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的贫穷生活。
孔子所倡扬和实践的这种君子之德，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是将心灵的完善与自我满足视为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和最高的境界，这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且演化为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精神方式。《陋室铭》中所描述的三种生活情形，即是这一影响的突出见证。
第一种情形，是在“陋室”之中品味“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诗意情趣。这里的“阶”与“帘”，在简陋之中，本无情趣可赏。但由于长在院子中的绿苔竟然悄悄地爬上台阶，与人越来越亲近，便把诗意送到可与会心的主人眼前。而隔帘遥望，并不是看到了远处的青草，反而好像是远处的青草有意地将其沁人心脾之色送入门帘之中，“陋室”更与生机盎然的天地自然融汇到了一起，带来的便是华屋玉食、锦衣美酒都无以比拟的享受了。于是，“陋室”生活被诗意化、审美化，被赋予了超远而充实的精神意义。而且，由于它同时意味着冷落，意味着与世俗交往的疏远，又与第二种情形相为呼应。
第二种情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际交往。这种人际交往，固然多少带有文人孤高自赏的意味，但它强调的是高层次的文化交往，精神沟通，是对庸俗的人际关系的回避，同样具有充实的精神意义。这其实正是刘禹锡在坎坷生涯中人际交往的真实情形。比如在贞元十九年（803）左右，刘禹锡结交了柳宗元、韩愈两位一代“鸿儒”，三人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切磋诗文。到晚年，他又与白居易成为知交，两人在繁复的诗酒往来中，激发了作诗的灵感与激情，披肝沥胆展示着同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最典型的莫过于经过23年的贬谪之后，他与白居易在扬州初逢时两人的以诗酬赠。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感慨刘禹锡的“亦知合被才命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诗句之间的性情互赏，君子之间的正道相激，不只给后代留下丰富的诗歌遗产，而且传递着不熄的精神薪火。
第三种情形是“调素琴，阅金经”的自我精神愉悦。《宋书·陶潜传》云：“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刘禹锡所说的“素琴”正取意于此。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后，居住在仅可“容膝”的“陋室”中，那“陋室”“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而其间的生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但他居于其间，心境“晏如”，则是由于他在“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可以“斯晨斯夕，言息斯庐，”品赏着“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的超然生活，体味着精神自由驰骋的生命乐趣。刘禹锡接受了这种影响，将孔子倡扬的君子之德化为陶渊明式的生活行为的实践，并陶醉于这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之中，所以“敝庐何必广”（陶渊明《移居》），“陋室”之居，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再进一层来看，三种生活情形所体现的君子之德，不只是自觉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间还包含着他自身独具的本色性情的驱使。刘禹锡在坎坷人生中，能始终保持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迁的气概和超越苦难的哲人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他的《秋词》诗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这样的本色性情来面对“陋室”所象征的困窘人生，他自然不会为之沮丧，为之戚戚；相反地，会为之欣然，为之“晏如”。其精神的深层无疑充盈着孟子所说的那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所以，在此文的最后，作者颇为自得地引“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以比自己的“陋室”，并坦荡荡地宣称：“何陋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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