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二 瞿秋白曾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谟斯，说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大的，“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战斗了一生，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乳母”并寻找着回到“故乡”的道路。 闰土便是这野孩子群里的一个，他是生活在最底层被剥削被压榨的贫苦农民的形象。 童年的闰土活泼刚健，无忧无虑，有智有勇，懂得许多生产斗争的知识，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小英雄。作者描写道：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 闰土不仅告诉“我”西瓜的危险经历，他还会在大雪天捕鸟，到海边拣五颜六色的贝壳，潮汛时去捉跳鱼儿……这无穷无尽稀奇的事，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以往“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一下子把“我”带到一个无比广阔充实、无比壮美丰饶的世界里去，“我”爱闰土，敬佩闰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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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瞿秋白曾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谟斯，说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大的，“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战斗了一生，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乳母”并寻找着回到“故乡”的道路。
闰土便是这野孩子群里的一个，他是生活在最底层被剥削被压榨的贫苦农民的形象。
童年的闰土活泼刚健，无忧无虑，有智有勇，懂得许多生产斗争的知识，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小英雄。作者描写道：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
闰土不仅告诉“我”西瓜的危险经历，他还会在大雪天捕鸟，到海边拣五颜六色的贝壳，潮汛时去捉跳鱼儿……这无穷无尽稀奇的事，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以往“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一下子把“我”带到一个无比广阔充实、无比壮美丰饶的世界里去，“我”爱闰土，敬佩闰土，“我”和闰土建立了纯真的友情。
这友情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理应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成熟，然而没有，20年过去了，当“我”再见到闰土的时候，彼此都已到了中年：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人间有许多久别相聚的场面都是描写热烈的、多话的情景，《故乡》却相反，写到这里，把本来应该很热烈的情绪一下子降了下去：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使人感到痛心、残酷的，就是这种人间精神的隔膜。
人物的性格是在他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闰土的性格不能从年龄上找寻解释，应当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传统观念中去找寻答案。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地主买办豪绅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各派新旧军阀的战争连年不断，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用闰土的话说，就是“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感到闰土的忧愁和愤怒的情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这才是闰土的形象和精神变化的真正原因。
鲁迅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投注了很大的注意力，表现了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农民问题，在鲁迅的作品里占着重要地位。“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英译文〈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他深刻了解农民的苦痛，肉体的和精神的，尤其是阶级压迫所带给农民的精神残害，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这曾经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
鲁迅从劳动人民身上发掘了他们的善良、勤苦和智慧。昔日的故乡所以可爱，因为有勤劳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闰土的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是可以创造新生活的，他们应该是新生活的主人。他们世世代代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却极其低微。近代中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所给予他们的是三个字：“吃不够”，连最低微的生活要求都达不到，他们的奴隶地位使他们连“人的权利”都没有争取到。农民的善良灵魂与他们的悲惨命运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深刻的。
那么，什么是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呢？怎样才能使广大被压迫的人民摆脱困苦的命运呢？鲁迅说，“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就是说把偶像当作希望，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好象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很切近，实际上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还是要踏出一条路来，虽然显得茫远，但那是切实的。闰土生活在辛亥革命以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地位，没有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这力量来自下面，来自千百万被压迫的群众。鲁迅是站在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点上来探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正如冯雪峰同志所说：“闰土的形象可以概括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他们还没有在‘辛苦麻木’里觉醒过来，但他们是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的基础和基本的动力。这篇作品展示着当时正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的景象，这种景象就预示着农民的觉醒和革命不久即将到来。”（《鲁迅的文学道路》）
“我”是《故乡》中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我”过着辛苦辗转的生活，从二千余里之外，冒着严寒回到故乡，为了卖掉老屋，搬家到异地去谋食。“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而是一个家境衰败的大家族中的一员。“我”目睹故乡20年间的变化，人事沧桑，百感交集。但“我”不是一个消沉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同情、热爱劳动人民，时时自我解剖而又对未来抱着热切希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内心独白的方式，通过“我”的眼睛和感受，观察周围的一切，既写出“我”对故乡的依恋和伤感，也写出“我”对世事的愤懑、对人间隔膜的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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