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打破人间的厚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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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我”在《故乡》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故乡》绝不是一篇知识分子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作品。小说中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比闰土优越，相反，他为失去童年的友情而惋惜，他为他们之间“可悲的厚障壁”感到悲凉，我们时时感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闰土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为了打破人为的障壁，他正在寻求一条新路。鲁迅在写“我”的形象时，不是让他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仅仅感叹“我”和周围人物的变化遭遇，而是把“我”放在应有的历史背景上，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代表，放在与闰土——农民的代表所产生的隔膜这一对矛盾中加以刻画的。“我”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特征。 杨二嫂是一个城镇小市民的典型。她自私、尖刻、贪婪、势利，处处表现着与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本质不同，与“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同，是一种“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代表。杨二嫂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她既恭维“我”是“贵人眼高”、“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她是“我”的长辈，“不认识了么？我还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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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乡》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故乡》绝不是一篇知识分子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作品。小说中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比闰土优越，相反，他为失去童年的友情而惋惜，他为他们之间“可悲的厚障壁”感到悲凉，我们时时感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闰土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为了打破人为的障壁，他正在寻求一条新路。鲁迅在写“我”的形象时，不是让他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仅仅感叹“我”和周围人物的变化遭遇，而是把“我”放在应有的历史背景上，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代表，放在与闰土——农民的代表所产生的隔膜这一对矛盾中加以刻画的。“我”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特征。 
杨二嫂是一个城镇小市民的典型。她自私、尖刻、贪婪、势利，处处表现着与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本质不同，与“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同，是一种“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代表。杨二嫂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她既恭维“我”是“贵人眼高”、“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她是“我”的长辈，“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为她和“我”一家人拉近乎、占小便宜制造许多借口。她那“细脚伶仃的圆规”形象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特征，这一形象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 
杨二嫂形象的塑造不外乎两个意义，一是用她的自私、刻薄来反衬闰土的纯朴、善良。她和“我”一家人的所谓亲近，与闰土、迅哥儿间的友情完全不同，闰土多么诚实、厚道、勤劳，家里生活已很艰难，还是带来唯一的一点干青豆，感情真挚动人；杨二嫂不仅谈话间将“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还“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这些地方都表现了小市民的心理行为。二是用杨二嫂地位的变化来说明城镇市民的贫困化。20年前杨二嫂的“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现在却不行了，小市民的生活都在走着破产的道路，何况农民呢？ 
三 
《故乡》充满诗情画意，也充满深广的忧愤和对未来的希望，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完美的结合。 
《故乡》是一首浓郁的诗，一首现实主义的抒情诗。它的诗情是用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染成的：一幅是记忆中的、梦幻中的故乡，它无比美丽，它有许多佳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童年的朋友和无间的友情，一种优美、柔和、鲜明的色调，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乡，作者用舒缓的节奏抒发了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一幅是现实的故乡，沉重、昏暗、室闷的色调，深冬、严寒、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母亲凄凉的神情，人间的厚障壁，“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留恋。”两幅画，两种乡情。《故乡》不以情节取胜，却用它的诗情画意向人们低低地诉说着：农民的困苦生活和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惦念和祝福的心愿。 
小说充满诗情，不是为抒情而抒情，而是抒忧愤之情。这种忧愤，来源于对人民对祖国的爱。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问题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爱，他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深深植根于底层的被压迫人民的土壤，他不是站在上层社会的立场来怜悯农民，呼吁给他们以布施和救济，而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经过长期的观察、了解、同情，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命运，探索人民解放的动力和道路。 
这种忧愤，不仅是表达了对人民的热爱，也包含着对人民落后性的批判。这个问题和鲁迅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他不仅发掘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也看到了他们的麻木、落后、不觉悟的一面。闰土对偶像的崇拜就是这种落后性的表现。这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所造成的结果，鲁迅把批判的锋芒不是指向哪一个尚未觉悟的农民，而是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并且指出这种麻木、不觉悟是革命发动的障碍。 
不少评论家指出，鲁迅的小说带着深刻的悲剧的性质。整篇《故乡》也是笼罩在一种悲剧的氛围里。但是应该指出，鲁迅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能够给人一种希望的力量。因此，他的小说往往表现为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些悲剧性的矛盾，但不是让这些矛盾束缚住读者的感情，而是通过矛盾的发展，从中孕育一种希望，一种理想，使人看到一个前途。《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很多小说都具有这个特点，这正是他的现实主义深刻的地方，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种完美的结合。他说过，他写小说，意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自选集·自序》）若干亮色，就是理想主义的表征。它不是给人苦闷、重压、渺茫之感，而是给人以力量、希望和信念。删削黑暗，并不是掩盖黑暗、粉饰光明。比如《药》的收束虽然留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夏瑜的坟上分明添了一个花环，《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故乡》的结尾也是如此。虽然鲁迅当时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主要依据的，并不能说出理想具体是什么样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这理想不是虚幻的、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正在探索中的、一定可以到来的、可以实现的境界。同一时期写的杂文《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更直接地表露了这一思想：“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故乡》中描写的农村破产、阶级对立的现实、人与人的隔膜，都是一种黑暗、堕落、罪恶和不调和，然而“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总会踏倒这些铁蒺藜，开辟出一条生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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