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但，在范仲淹这里，境界却不一样：yin雨绵绵，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莫冥冥，虎啸猿啼。 把悲凉的情感与这么宏大的空间视野，这么壮阔的波澜相结合，是很有点特“异”气魄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特异胸襟，范仲淹对之未置一赞词。 第二点，写的是春和景明的季节，则产生了另外一种特异的，和前面的感情完全相反的感情：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在同样一个现场，在明朗春光中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心情和景色合而为一，情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气勃勃，神思飞越，要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写悲凉的成就，是很高的，杰作比比皆是，而写欢乐的感情，却廖廖无几。难得的是，范仲淹把欢乐写得气魄宏大，文采华赡；但，范仲淹却以为，这样的喜和前面所表述的悲，都不是理想的境界。范仲淹提出，还有一种“或异二者之为”的境界，这种境界，“异”在什么地方呢？范仲淹总结出来，正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特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就是不以客观景观美好而欢乐，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境遇而悲哀。以一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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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范仲淹这里，境界却不一样：
yin雨绵绵，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莫冥冥，虎啸猿啼。
把悲凉的情感与这么宏大的空间视野，这么壮阔的波澜相结合，是很有点特“异”气魄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特异胸襟，范仲淹对之未置一赞词。
第二点，写的是春和景明的季节，则产生了另外一种特异的，和前面的感情完全相反的感情：
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在同样一个现场，在明朗春光中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心情和景色合而为一，情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气勃勃，神思飞越，要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写悲凉的成就，是很高的，杰作比比皆是，而写欢乐的感情，却廖廖无几。难得的是，范仲淹把欢乐写得气魄宏大，文采华赡；但，范仲淹却以为，这样的喜和前面所表述的悲，都不是理想的境界。范仲淹提出，还有一种“或异二者之为”的境界，这种境界，“异”在什么地方呢？范仲淹总结出来，正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特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就是不以客观景观美好而欢乐，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境遇而悲哀。以一己之感受为基础的的悲欢是不值得夸耀的。值得夸耀的情操，应该是：“居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水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故进亦忧，退亦忧。”不管在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都是忧虑的。这种忧虑的特点，第一，是崇高化了的。不是为君主而忧虑，就是为老百姓而忧虑，第二，是理想化了的。人不能为一己之忧而忧，为一己之乐而乐。在庙堂，在黎民百姓未能解忧，未能安乐之前，就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管是进是退，不管在悲景还是乐景之前，都不能欢乐。种理想化的情感，不是太严酷了吗？甚至，这样高的标准，不要说，一般文人所能
达到，就连范仲淹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他自己就写过一系列的为景物而喜，以一己而悲的词。比较著名的如《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
仕宦自飘零，君恩岂欲偏。
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
坠絮伤春道，舂涛废夜眠。
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
这里的送别，不是强自安慰朋友不要埋怨君恩之“偏”，对见柳絮而伤春，听夜涛而失眠的朋友，也没有反对呀。至于更为有名的篇什如《苏幕遮》（怀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不是因明丽的景物而引起乡愁，引发一己之悲吗？不是一般的悲凉，而是沉浸于悲抑的情绪，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乡愁是如此之重，不敢高楼独依；追求做梦的解脱，甚至连借酒销愁都触发了眼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特别交代说，他的忧愁是为君为民的。这是言行不一吗？不是虚伪吗？
从近千年的阅读史来看，这首词肯定没有留给读者以虚伪的感觉，相反，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其乡愁所感动。为什么呢？
第一，这时范仲淹自己也处于被贬的地位。他是在勉励自己。以对自己的思想境界提出了比平时更为严苛的要求。不但处于中央王朝时期，要为民而忧，就是遭到不当的处置，处于江湖之野，更要忧其君。
第二，从文体上去获得解释。因为，在范仲淹那个时代，诗和文是有分工的。诗言志，“志”是独特的情感世界，个人的感情，甚至儿女私情，甚至像周邦彦，柳永那样的离经叛道的感情，都是可以充分抒发的；文载道。文章的社会功能，比诗歌严肃得多，也沉重得多。“道”则不是个人的，而是主流的、是道德化、甚至政治化，规范化的意识形态。故在散文中，人格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色彩。理想化，一方面是理念化、或者概念化，不讲感情的。故范仲淹觉得，除了为庙堂为百姓，就不能有个人的悲欢。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理想化，是绝对化的，不留任何余地的。连一点个人欢乐的余地都没有。这么不全面，绝对化，又不是是理性的特点，恰恰是感情化，抒情化的特点。如果这一点在上述的话语中还不够明显的话，到了下面的这句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好像比较全面了，好像是更讲理了，更有哲理的色彩了：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忧和乐，而是个人的忧和乐，只能在天下人的忧和乐之后。这就构成了高度纯粹化的人生哲理。高度的哲理，就是高度的理性。个人的忧和乐本来没有合法性，在一定条件下，“先天下”和“后天下”，就有了合法性。恰恰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构成基本的哲学命题。个人是不能以环境的美好而欢乐的，也不能只为自己的坎坷而悲哀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可以使之转化，那就是，在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愁的时候，你就应该提前感到忧愁，在天下人已经感到快乐以后，你才有权感到快乐。从悲哀和欢乐的在一定条件下的走向反面转化来说，这是正反两面都兼顾到了，是不绝对的，具备了哲理的全面性的。但是，这只是在形式上，从内容来说，它仍然是很绝对的，很感情用事的，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天下人感到快乐了？有谁能确定这一点呢？缺乏这样的确定性，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快乐。至于天下人还没有感到忧愁，就应该提前感到忧愁，倒是永无限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先天下之忧，是永恒的忧，后天下之乐，绝对地不乐。这不像是全是哲理的全面性，而是抒情特有的绝对化。不过这种情，也就是志，是哲理，也就是道，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种志道互渗，和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不同，而是情理交融。也正是因为这样，所谓文载道，实际上，这个道，并不纯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渗透着范仲淹对情感理想的追求，是道与志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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