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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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这就是说，从理性考虑，刘兰芝就是被休，再嫁也不失一种选择。尤其是求婚者还是门第高于原夫家的太守。(县令三郎，太守郎君，比之庐江府小吏要富贵得多了)从世俗角度看，再嫁高官，恰恰可能是一种报复和炫耀。但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导致刘兰芝再嫁，却导致了她的死亡。其中的原因，就不是实用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也就是把情感看得不但比高官门第，比荣华富贵更重要，而且比生命更重要。从焦仲卿方面来说，也是一样。休了刘兰芝，他母亲也是作出允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如果要说纯粹为妻室的话，焦仲卿可能活得更好。但是，焦仲卿却自己和刘兰芝的感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长诗可以说是坚贞不屈的爱情的颂歌。但是，这还只是因果逻辑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焦仲卿的母亲。正是她导致了焦刘二人的死亡。那么她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她的粗暴，是她的无理，她的yin威，她只以自己的感情的发泄为务，“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不但不顾儿子的感情(何乃太区区)，而且以践踏其感情为快。她的粗暴，所为何来？来自家长制的权力：(《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yin

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标签：语文辅导知识,http://www.wenxue9.com

这就是说，从理性考虑，刘兰芝就是被休，再嫁也不失一种选择。尤其是求婚者还是门第高于原夫家的太守。(县令三郎，太守郎君，比之庐江府小吏要富贵得多了)从世俗角度看，再嫁高官，恰恰可能是一种报复和炫耀。但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导致刘兰芝再嫁，却导致了她的死亡。其中的原因，就不是实用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也就是把情感看得不但比高官门第，比荣华富贵更重要，而且比生命更重要。

从焦仲卿方面来说，也是一样。休了刘兰芝，他母亲也是作出允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如果要说纯粹为妻室的话，焦仲卿可能活得更好。但是，焦仲卿却自己和刘兰芝的感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长诗可以说是坚贞不屈的爱情的颂歌。

但是，这还只是因果逻辑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焦仲卿的母亲。正是她导致了焦刘二人的死亡。那么她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她的粗暴，是她的无理，她的yin威，她只以自己的感情的发泄为务，“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不但不顾儿子的感情(何乃太区区)，而且以践踏其感情为快。她的粗暴，所为何来？来自家长制的权力：(《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yin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管妻子有多少委屈，只要父母不满意，就可以驱逐，就可以施以最大的侮辱。这就使得焦母，完全拒绝自己儿子的申辩，不能理解儿子的感情，“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即使儿子已经说出了不想活的话，她也不是没有听懂，没有认真对待，而是一般的宽解：“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焦刘二人悲剧的死亡，当然是对她的批判，但是，不仅仅是针对她个人的，同时又是对野蛮体制的、专制权力的控诉。

作为个人，她的的无情正是情感特点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家长虽然专制，但是，并不是一架粗暴的机器。

她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有感情的。她自以为，自己还是考虑到儿子的幸福的。“东家有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他的理由，显然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性质的，在她看来，只要自己觉得“可怜体无比”，儿子就肯定中就会觉得可爱无比。她所遵循的是自己的情感逻辑。儿子不想活了，她也哭了(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最后儿子自杀了，对于她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两家求合葬”可以看出，她是后悔不及的。她的悲剧在于，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和体制赋于她的权力之间的不平衡。滥用权力，使得自己的爱和儿子的生命一起受到扼杀。

在导致悲剧的原因中，唯一支持兰芝的家长，是她的母亲。她以女儿的情感为准则，拒绝了两次求婚。她如果不是这样尊重女儿的感情，而是说服、诱导女儿改嫁，那只能是另一种悲剧，虽然，也许不是死亡的悲剧。

从刘兰芝的兄长方面来看，其因果是世俗的的：“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个逻辑的因果，是彻头彻尾的实用的，完全不讲情感的。作者把这个兄长的的世俗实用观念设置为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为了反衬主人公的情感因果。

从情节来看，它的特点，是非常丰富的的、多元的情感因果；然而它又是非常单纯的，多元情感因果，集中在一元的结局上。

五个人物，从五个方面，出于五种不同的动机，把压力集中到刘兰芝的焦仲卿身上：要么牺牲情感，屈从世俗的价值准则，各自嫁娶成婚，忍受长期的、隐性的情感煎熬，要么，把情感当成最高准则，以死亡来抗议。从这五个方面的因果统一为完整的结构，可以看出，长诗的情节是非常成熟的。要知道，当时甚至稍后的叙事作品，具备小说的雏形的《世说新语》，魏晋志怪，一般还只是片断的故事，因果关系并不完整，就是完整(如周处除害，宋定伯捉鬼)，也只限于理性的，或者超自然的因果。其规模，也只是一个因果。而这里，却多个人物，几条线索的情感逻辑集中到死亡的别无选择上。

长诗的统一和完整，不仅仅表现在叙事情节的统一，而且表现在抒情结构的有机上。

这是一个悲剧，一个抒情性质的悲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开头就确定缠绵缱绻的基调。而在结尾处，又是大幅度的抒情：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开头的孔雀变成了鸳鸯，在缠绵缱绻的调上高度一致，而且有所发展，枝枝相覆，叶叶交通。仰头相鸣，夜夜五更。在浪漫的欢乐上又有所提升。

其次，五个人物，也从这个完整统一的情节中以各不相同的逻辑，而获得自己的生命。同样的刘兰芝的家人，其母亲与其兄长就炯然不同。也许其兄的粗暴个性显得比较单薄。但是，在情节上，却特别的有机。其兄对刘兰芝具有超过其母的压力，也是刘兰芝最后选择死亡的近因。作者很有匠心地在这个人还未出场就作了伏笔，在和焦仲卿相约重圆的时候，就有提示了危机：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这一点不可小觑。这种为最后的结果，埋伏结果原因的手法，出现在早期叙事诗歌中，可以说是超前早熟的。要知道，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手法的运用，差不多要等到《三国演义》才比较自觉。在短篇小说中，就是在宋元话本，还不普及，通常是采用“补叙”的手法。《京本通俗小说》中有经典性的《碾玉观音》，写郡王家管绣花的秀秀和给郡王家碾玉、刻制玉器的男工崔宁的爱情故事。郡王家失火，秀秀拿着包袱拉着崔宁要私奔。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结果，作者事先并没有显示充足的原因。相当于把枪弹打出去，事先却没有把枪挂在墙上让观众看到。作者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在这时候“补叙”了几句：原来郡王曾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来嫁与你。”崔宁谢了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死心，秀秀认得这个后生，却指望，但后来郡王忘了，于是秀秀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就抽冷子跟他跑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就用这寥寥几笔补叙，不能算是成熟的办法。后来的小说就不是采取这种补叙性的作法，而是事先埋下伏笔。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把这种方法叫“隔时下种，先时伏着”：“《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奕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而已。……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提不来之时，便凭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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