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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煜词的悲剧意识及其消解

[10-18 21:02:44]   来源:http://www.wenxue9.com  语文辅导大全   阅读:8832

概要: 三、生命之悲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时序推移,人生旅程随之走向终点,尤其是彼此更迭的春与秋,它们积淀着中国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于是春与秋就成了诗人感悟宇宙人生的不可缺少的媒介。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迁,词家内心原本积郁着悲凉的生命意识,所以伤春悲秋,惊时伤逝,给客观的自然景物与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事物涂抹上特定的主观悲剧色彩。 《传》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是一年将尽,暮春是春之将尽,秋天以落叶表示生命之殒落,暮春以落花显示生命之殒落。在李煜词中,伤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词人内心的悲剧意识,而且题材更是多种多样。“燕罢又成空,梦迷香睡中”是闺怨;“绿窗冷静芳香断,香印成灰”是爱情之悲;“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是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悲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人世之悲。 人愁必然以愁眼观春,以愁心体春,春也就被染上愁色了。这样人愁春亦愁,春与人共愁。这是李煜词中伤春的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 如《相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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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命之悲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时序推移,人生旅程随之走向终点,尤其是彼此更迭的春与秋,它们积淀着中国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于是春与秋就成了诗人感悟宇宙人生的不可缺少的媒介。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它表现为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变迁,词家内心原本积郁着悲凉的生命意识,所以伤春悲秋,惊时伤逝,给客观的自然景物与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事物涂抹上特定的主观悲剧色彩。
    《传》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是一年将尽,暮春是春之将尽,秋天以落叶表示生命之殒落,暮春以落花显示生命之殒落。在李煜词中,伤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词人内心的悲剧意识,而且题材更是多种多样。“燕罢又成空,梦迷香睡中”是闺怨;“绿窗冷静芳香断,香印成灰”是爱情之悲;“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是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悲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人世之悲。
    人愁必然以愁眼观春,以愁心体春,春也就被染上愁色了。这样人愁春亦愁,春与人共愁。这是李煜词中伤春的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
    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此词自然抒发了亡国之恨,也包蕴着更为深沉的生命之悲。“这是篇幅极短而包容极为深广的一首小词,通篇只以‘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词开头便借“林花”“春红”两种美好事物,以此象征人生和自然的更好,但这些都转瞬即逝,因而诗人深深叹惋“太匆匆”。“相留醉”是在绝望中对美的深深挽留,然而,“几时重”如一记当头棒喝留给词人深深的绝望。对此,词人只得发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叹。
    秋的来临,意味着年已过半,物色的显著变化强烈地提醒着人们春夏又循环到秋,盛又循环到衰,使得秋景具有人生“生命殒落”的悲剧深度。
    如《浪淘沙》:“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词人身被幽困,无力反抗,权势已去,再也谈不上什么帝王气概了。天清月白,想起秦淮河畔的楼殿,只有影儿投入河里,一切繁华旧事,都成空化,更让人觉得软禁夜间生活的难堪。
    又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这是写人生之烦闷,夜来风雨如晦,秋声飒飒,已令人悲绝,何况是烛残漏断之时,伤感更甚。
    为什么李煜词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绝“的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的形象?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绵绵不尽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
    一、南唐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家愁国难的日渐深重。清人谢章铤说:“余谓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李煜词中渲泄出如此深重绵邈的悲剧意识,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和所生活的时代都属于“逆境”。李煜生活在大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当他被历史推上君主宝座时,南唐王朝的政权已岌岌可危,一种亡国的紧迫感不由分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尽管南唐采取连年进贡的政策委曲求全,然而“好景”不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是不允许南唐苟延残喘的,最终在公元975年灭掉了南唐。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传统的“忧生之嗟”,蹙迫日甚的家国颓局,与自觉不自觉的忧生意绪碰撞交合,凝聚作巨大、严重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时时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恐惧里,沉重的生命迟暮叹喟与浓郁的感伤情调也就自然生发了。
    二、词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建立。悲剧意识的产生只有在人走向自觉时才成为可能,因为悲剧性的形成正是来自主体自身与历史现实不可消歇的冲突,如果缺少这种冲突,悲剧性则无法形成。李煜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他饱尝了国运变迁、失偶亡国等人生苦果的滋味,并以悲剧而告终。这促使他在自己悲剧人生的进程中,拿起富于才情的笔,抒写内心真性情,唤醒了自我抒写意识,消释了词本来宫廷贵族式的娱乐性,而增强士大夫文人阶层的自遣性与雅化,向着诗的抒情性道路回归。李煜虽失败于政治,却换来了艺术上的炉水纯青。他以自己的悲剧人生实现了词风的转变,同时也使他的词具有了某种悲剧美。
    三、词本身婉约而感伤的特性,使词带有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杨海明《唐宋词史》认为词最乐于抒写,也最擅长描摹的就是一种近似于漪涟状态的“心绪”和“心曲”,词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以婉约为正宗。清代纳兰性德《古风•填词》中也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这些都显现出整部词史两个总体上的特点:一是它的“悲剧性”,二是“伤感性”。李煜以词这种文体作为我手写我心,渲泄内心情感的途径,表达的多是一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忧伤之情,表现的人物形象是没落的帝王、亡国的囚徒和精神的流浪者。而且,词中映入眼帘的都是泪、梦、愁、恨、哀、寒、恨等等表示愁怨的字眼。
    “春花秋月何时了”?闺怨、时难、悲亡、人生苦短,种种愁怀积贮于胸,人何以能堪?正因如此,诗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的因素,或者通过一种价值的转移,或是寻一种心理的补偿物,或找一安慰物。这些因素实际上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消解悲剧意识,使得人内心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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