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悲情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凭借廖廖三十几首词作，赢得了千百年来传诵不歇的美名。正如沈雄《古今词话》引沈谦语：“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王国维《人间词语》也赞许说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用他的词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归宿的精神世界，展现了那颗多愁善感的心灵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深刻思索，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建构现实的一面。悲剧意识源于人类对困厄的感受与省察，体现人的生存终极关怀，再现了人类更高程度上的生命自觉意识。其终极指向是对悲剧性困境的积极超越，意识到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从而力求摆脱羁绊、超越自我的昂扬之态。悲剧意识的载体之一是文学艺术。刘鄂《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序》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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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词人南唐后主李煜，凭借廖廖三十几首词作，赢得了千百年来传诵不歇的美名。正如沈雄《古今词话》引沈谦语：“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王国维《人间词语》也赞许说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用他的词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归宿的精神世界，展现了那颗多愁善感的心灵对生命和人生的一种深刻思索，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建构现实的一面。悲剧意识源于人类对困厄的感受与省察，体现人的生存终极关怀，再现了人类更高程度上的生命自觉意识。其终极指向是对悲剧性困境的积极超越，意识到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从而力求摆脱羁绊、超越自我的昂扬之态。悲剧意识的载体之一是文学艺术。刘鄂《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序》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李煜正是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揭发自己的灵魂，抒写自己对悲剧性人生的独特生命体验。李煜词中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性格之悲、亡国之悲和生命之悲三种情感模式。
一、性格之悲
性格之悲是指李煜文士与帝王两种身份之间形成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李煜早期词作之中。李煜成为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李煜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说帝位是轮不上他的，但他生得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所谓帝王之相使得他颇遭太子弘翼的猜忌。李煜为了避祸，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遨游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预政事。他天资聪颖，好读书，又喜欢佛教，“精究六经，旁综百氏”。文章、诗、词样样精通，还“通晓音律，精别雅”，工书、善画，尤精鉴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
然而，人生无常，渴望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纵横驰骋的李煜，却偏偏被推上了帝位。几个哥哥相继早逝，他自然地承袭了父位。但李煜毕竟是一个艺术家，又过早地目睹了帝王家为了权利而产生的猜忌、争夺和勾心斗角。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的心灵与帝王的崇尚权术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反差。
这种矛盾在他早期词作中表现得很是突出。李煜前期词主要写其帝王生活，像《菩萨蛮》三首、《浣溪沙》、《一斛珠》、《玉楼春》等。这些词作中的意象多是那些色彩明丽而鲜艳的、香软的事物。从视觉上看，其色彩非红即黄（金），明亮夺目；就嗅觉来说，可谓飘香溢馥；而听觉则更为热烈而欢腾。这一系列明快艳丽的意象群，宣泄了作者对豪奢生活的迷恋和沉醉之情。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李煜却是孤独的，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流浪者。这些描写纵情生活的词作，实则表露出词人希图以片刻的欢乐抵制无常的人生的悲哀之情。当笙歌散尽，抑或笙歌未散，当“樱桃落尽春归去”，抑或“碧栏杆外映垂杨”，无论是欢乐还是寂寞，都表露出李煜对精神家园的苦苦寻觅。因而他才对“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的生活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悲剧产生于其代表的时代的必然要求，而这个要求之不能实现并反而受到社会的摧残。读李煜词，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个“黄昏独倚栏”的落寞帝王形象。李煜的艺术家禀性是不可能去当一位称职的帝王的，这决定了他必然要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抛弃，他的要求无法实现，因而他对精神家园的寻觅注定了要失败，其词中性格方面的悲剧意识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亡国之悲
《礼记•乐记》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处于亡国困境之中的人深感情感上的悲哀，易激发哲学上的沉思，对自己、对故国、对历史、对天道。
李煜的人生经历被历史分割为对比强烈的两段：前段是富贵风流的帝王，后段是凄惨寂寞的亡国之俘。深刻的亡国体验和天才的词人禀赋使得李煜的亡国之悲达到情感深度的极致。
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这首词是后主被俘北上后追忆往昔之作，词中流露出后主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身为“臣虏”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心情。唐杰璋言：“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李煜后期的词作表现出强烈的感伤国亡家破的悲剧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正是对李煜此期间作的一个高度评价。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这种亡国之悲的代表作。此词以时间之问开始，从时间不断流动中显示出物是人非的感伤，同时又包含着一种春秋更替花开花落，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人生无常的悲哀。词末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将个人的亡国之痛升华为一种普天下人共有的对美好事物消逝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生之悲。叶嘉莹称：“后主此词乃能以一己回首故国之悲，写出了千古人世的无常之痛，而且更表现为‘春花秋月’之超越古今的口吻，与‘一江春水’之滔滔无尽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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