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既然革命必须要有人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就要努力寻找合适的动员方式，获取民众对军队和党的支持。这里，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通过馈赠寻求民众好感的军事恩赐主义思想，他认为民众必须参与斗争过程才能产生革命觉悟，成为革命的主体。早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批评湖南省湘乡等地不恰当的“打菩萨”活动，他明确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在了解到红军将打土豪缴获的谷子送到贫农家里时，毛泽东批评说，这是“包办式的、恩赐式的”，命令部队打开仓库让群众自己去挑。很显然，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解放是军民合力斗争而非军队恩赐的结果，恩赐主义实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轻蔑和否定。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另一种观念是军事强制主义。“拉夫”、“征粮”等军事强制行为在民国时期曾经长期存在并一度蔓延。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武装组织，所以军队的行为很可能造成对人民的危害，特别是在战争动员条件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一种政治动员基础上的志愿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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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革命必须要有人民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就要努力寻找合适的动员方式，获取民众对军队和党的支持。这里，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通过馈赠寻求民众好感的军事恩赐主义思想，他认为民众必须参与斗争过程才能产生革命觉悟，成为革命的主体。早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批评湖南省湘乡等地不恰当的“打菩萨”活动，他明确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在了解到红军将打土豪缴获的谷子送到贫农家里时，毛泽东批评说，这是“包办式的、恩赐式的”，命令部队打开仓库让群众自己去挑。很显然，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解放是军民合力斗争而非军队恩赐的结果，恩赐主义实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轻蔑和否定。
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另一种观念是军事强制主义。“拉夫”、“征粮”等军事强制行为在民国时期曾经长期存在并一度蔓延。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武装组织，所以军队的行为很可能造成对人民的危害，特别是在战争动员条件下。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一种政治动员基础上的志愿兵役制度，设想通过对人民的政治启蒙实现群众自愿参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建国后虽然逐步实行义务兵役制，但是毛泽东对军事强制主义的抵制倾向在1955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兵役法》中仍可见一斑，该法在施行近30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对拒服兵役者的惩处条款。1984年的新《兵役法》首次增加了“惩处”一章。
三、培育革命功利主义，在否定旧“恶”的基础上建立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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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辩是支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伦理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框架，也是毛泽东军民关系伦理思想的核心议题。毛泽东以“公利”和“公义”破解了儒家“义利二分”和近代资产阶级狭隘义利观的缺陷，按照“利”规定“义”的唯物主义逻辑，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军民之间“义”与“利”的统一，这就是革命功利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进行了经典阐述，他指出应该追求“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革命功利主义。毛泽东以这种义利观教育和鼓励部队；在纪念张思德、雷锋等军队模范人物时，毛泽东均是从“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角度赞扬军队和军人的美德与价值；在延安时，他亲自倡导军民之间开展互助性质的“双拥”运动，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凝聚军民道德向心力。毛泽东也关注民众对待军队的义利观，他把群众对部队的帮助和支援视为“义”，用它来鼓舞士气；同时他把军队的利益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即军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军队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总之，毛泽东始终是围绕“人民”阐述其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
军民关系伦理文化资源的稀缺与混乱在中国同时存在，新伦理的建立必须首先废除旧伦理。20世纪初年，毛泽东就对国民“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局面深感忧患，并视之为当时中国的“危险”所在。旧中国的军队社会形象很差，军人的腐败、蛮横、粗俗遭人痛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民众对军队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要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建立新型的伦理准则，必须首先否定既有的“恶”，同时为军队树立新的能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善”。
毛泽东用“应该”和“不应该”来规范军队对待群众的态度与行为，并将其外化为军队的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述方式的变迁集中折射出毛泽东对“废恶”与“立善”二者关系的辩证思考历程。在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时，毛泽东要求部队对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否定性描述居多说明他对“废旧”更感兴趣，同时也注意到“和气”、“公平”等行为善的必要；1928年进驻遂川开展群众工作时，他向部队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这里使用的都是肯定性描述，说明毛泽东迫切希望建立新的伦理标准。
但是缺乏对旧伦理道德的足够批判；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原有的一些内容得到修改和完善，在全军统一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人骂人、不损害庄稼、不调戏妇女”等“不应该”条款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应该”条款占据了同等比例的空间，这折射出毛泽东很注重“废恶”与“立善”之间的平衡；同时，行文中“应该”内容表述在前，说明他始终是以建立革命功利主义的新“善”为追求目标。
四、国际共产主义视野下的军民阶级一致、相互尊重与关爱
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论逻辑相一致，毛泽东在系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的背景之中，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拓展和建立起自己关于军民关系世界维度的思考。
因为“人民”概念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各国之间的人民及其军队应该相互支援，苏联和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这种信念。在赞扬斯大林和白求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他认为正是由于同属世界无产阶级，苏联人民和白求恩等才会成为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而中国也应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中国和世界的民族与人民。遵循这种“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中阶级统一性和互助性的思维模式，毛泽东从军队与友国人民、军队与敌国人民两个角度建构了其世界维度的军民关系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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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尊重和友爱是毛泽东处理军队与友国人民关系的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集中反映了这些思想。“支援”的目的是争取和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借机扩张势力或国际政治交易。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毛泽东指出应“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对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和党派应“表示友爱和尊重”。毛泽东主张的“尊重”不仅出于阶级一致的情感，更是源自对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和钦差作风对毛泽东影响很深，20世纪50年代在派遣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时，他借用李德的例子告诫外派人员务必尊重越南领导人和人民，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经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友爱继承了中国军民关系的特色，军队抢救朝鲜人民生命财产，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并帮助当地人民恢复生活。毛泽东这种赋予军队多重角色、鼓励军队关爱异国人民的做法，为中朝友谊的长期存续和开拓国际外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援越抗美也是这种模式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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