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死后的境地”的想像，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赤裸裸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用残损的手掌……”——“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标签：九年级下同步学习,http://www.wenxue9.com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请想一想，“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这些句子所藏着的戴望舒对“死后的境地”的想像，是“多么宏阔而高远”(北塔语)。这是戴望舒在狱中惟一留下来的诗篇，戴望舒告诉我们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27日。这是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但是不是真的题写于壁上，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是写于纸上，那么又是如何藏匿的呢?按北塔的分析，“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这样赤裸裸的反日、反侵略的言论，恐怕是不能被日本宪兵看到的，如被发现，戴望舒肯定会被施以更加严酷的刑罚，至少要延长关押的时间，怎么可能到了5月就释放了呢?姑且录此，聊备一说吧。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继续读下去：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北塔分析说：他的手掌之所以是“残损”的，可能是因为监狱的酷刑，也可能是因为生活的磨难。他的手掌虽然已经“残损”，但他还要用它们来抚摸，而且抚摸的不是个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广大的土地”、“无限的江山”!他把祖国的版图想像成一幅画，刻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然后一任自己的手指一角一角地摸索。虽然这用手掌摸索国土的意象可能来自许拜维艾尔《遥远的法兰西》中的诗句“我用饥渴的手，／寻找遥远的法兰西”，但戴望舒化用它而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强烈而深沉的故国情感。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生活的梦》(载《读书》1982年第7期)里，给予这首诗相当高的评价：“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此作处于戴诗过去、现在、未来的交叉点上。新的抒情，坚定而自信。诗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它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低吟，也没有了失望的悲苦，它转向世界，朝向每一个人。”
当我们读完戴望舒这首《我用残损的手掌》，没法不想起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首写于1927年的《雨巷》。写《雨巷》那段日子，戴望舒正短暂蛰居于他的故乡杭州。——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同一个诗人，而前后写出如此不同的诗篇。
这个杭州的“雨巷诗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5日出生于杭州，在杭州他度过了少年生涯，直到从宗文中学(即后来的杭州第十中学，后来又屡经更迭组合，2005年4月扩建重组后更名为杭州宗文教育集团)毕业，1923年秋，戴望舒从杭州的之江大学投考有“武黄埔，文上大”之称的上海大学，进入文学系学习，并旁听社会学系的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雨巷诗人”，岁月的磨练，而最终写出了意境开阔的大诗篇。这是大时代的磨练，更是诗人内在的人格、精神的底子里，就存了这样的“潜质”，所以也才能够不为苦难所摧毁，而是愈挫愈奋。
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有了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他曾在1920年初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一本一时颇为走红的通俗文学杂志《红》上发表过一则颇有寓意的笑话：一胆小鬼问——水手，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死在哪里?水手答都死在海里。胆小鬼又问水手何以还要去航海?水手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胆小鬼他的祖宗三代死在哪里?胆小鬼答床上。水手讽刺胆小鬼既如此何以还要天天晚上上床睡觉。正如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所分析的，这个故事的写作里，已显露了他非凡的对位法结构能力，这种叙事模式在他以后的诗歌之中用得极为普遍。这则笑话，显然并不属于娱乐文字游戏之作，而是怀抱着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
超越个人的关怀，中学时代的戴望舒已经在心底埋下了。1923年元旦，戴望舒和他的几位少年文友，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在民国时期，5月9日是国耻日，因为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武力逼迫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戴望舒《国破后》一文中沉痛地写道：
全国同胞所痛哭流涕的国耻日，在民国十二年的日历上发现了……如今我们《兰友》在这国耻日来作一个爱国的呼声。
这一篇文章，令我们联想起戴望舒写于抗战中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等诗篇。或者说，这种与民族、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情怀，这种超越个人的关怀，从少年到中年，在戴望舒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于抗战中的诗篇，与他中学时代在杭州写成的文章，其精神深处原是一脉相承的。
戴望舒在香港结出的艺术与人格精神的果实，种子却是他在杭州的少年时代里就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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