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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在中国画史上，一向有“画隐”之说，但不知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文隐”之谓？在当今中国文坛上，若要推举“文隐”的话，我想，孙犁老人恐怕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侯军 初见孙犁令我惊喜 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已经是在多年以后了。１９８４年，我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地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记得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的一位老编辑转交的，那位编辑姓张，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 两天后，
感动中国的作家：人淡如菊遥忆孙犁,标签：高二册同步教学,http://www.wenxue9.com在中国画史上，一向有“画隐”之说，但不知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文隐”之谓？在当今中国文坛上，若要推举“文隐”的话，我想，孙犁老人恐怕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侯军
初见孙犁令我惊喜
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一天早晨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一听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已经是在多年以后了。１９８４年，我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地对《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记得信和提纲是托文艺部的一位老编辑转交的，那位编辑姓张，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批评孙犁先生啊！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肯定。他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
这封回信写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距今已经１６年了。
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
１９９２年冬，我决定南下深圳。对我的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友人都持反对态度，凭我的直觉，孙犁先生多半也不会赞同。但是，作为多年受到老人家关怀的晚辈，我又不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远行。
还是让他女儿孙晓玲大姐给联系好时间，我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他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瘦多了，而且满面病容。正想提起南下的事情，孙老却问我：“侯军啊，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孙老的发问，既使我感动，更令我感到几分愧疚。
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要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
或许是孙老的这番话对我教益太深了，以至后来孙老又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印象不深了。那次拜望孙老，我也没敢把自己即将远行的信息告诉他老人家，只是把特意买来的一盒高丽参留给了病中的老人。这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送给孙老礼物。这一次孙老竟没有推辞，只是平静地说了句：“挺贵的东西，我吃了也不一定管用啦。”说罢，淡淡地一笑，那一瞬间孙犁老人就像一个孩子。
孙犁教我恪守“寂寞之道”
我来深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５月下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随后就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二分之一。这对一个８０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１９９４年８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整整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我是中午找的孙大姐，当晚就传来口信：孙老约我明天上午九点见面。
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的依然是孙老本人。出现在面前的孙老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大病初愈的衰容，走路虽然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我环顾了一下老作家的书房，发现一切陈设似乎都没有改变，惟一变化的是墙上悬挂的字画：记得前两年我来造访时，书房里高悬着津门名书家辛一夫的一幅章草，上书“人淡如菊”四字；而今，这横幅的位置被一个镜框所替代，镜中镶嵌着孙犁先生自书的四个笔酣墨浓的大字：“大道低回”。这四字足以让人回味良久。
我一开口，自然是孙老的身体状况，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发病的时候，你幸好没见着，那简直不成样子了：身上瘦得皮包骨，走路都得让人扶着，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快不行了。谁知做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一切生活又能自理了，有时还能写点文章哩。”
从孙老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他对自己重新拿起笔杆的欣慰和满足。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连忙不失时机地向他约稿：“您最近又写了什么新作？有没有文章先给我们的副刊发表？”孙老听罢笑了，说：“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热，哪里拿得起笔呀？我昨天还和一个朋友说笑话，我说现在是一只手拿扇子，一只手拿毛巾，腾不出手来拿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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