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林明理 对于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等多处中学语文教材都选用的文章《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作者钟丽思，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赴法留学生，现为《天下华人》主编），笔者刚一读便觉胸闷不已。为便于剖析，先将此文转引如下：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
如此劣文究竟想让中学生学到什么——评《向中国人脱帽致敬》,标签：语文辅导知识,http://www.wenxue9.com
林明理
对于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等多处中学语文教材都选用的文章《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作者钟丽思，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赴法留学生，现为《天下华人》主编），笔者刚一读便觉胸闷不已。为便于剖析，先将此文转引如下：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xx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省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开来长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然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此文大概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呜呼，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让我们的中学生去学习这类刻意回避矛盾、粉饰现实、宣扬敏感脆弱的所谓“民族尊严”、鼓动狭隘民族情绪的文章？
先让我们就文中写到的作者与法国教授的四个回合对话，看看作者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维护了人格、国格”（教学参考书为教师所作的解读）。
第一个回合，对于教授所问的中国记者及其首长怎样工作，作者回答“写我愿意写的”、“发他愿意发的”，这符合事实吗？
回顾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充斥报刊电台的“亩产万斤”新闻、六七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报道，再看看各时期各地对爆假揭丑说真话记者的打击报复，看看各有关方面出于维护一己私利之目的对舆论的严厉管制，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会为此文作者的死要面子、强词夺理感到脸红！虽然上世纪80年代我们确曾有过稍微宽松的时期，但也远没有作者所说的那种境界。再看看眼下我们的网络封锁，看看在广州被活活打死的孙志刚的家人的最初遭遇，看看各地失地下岗上访民众所遭受的歧视冷漠与无助，看看有关敢说真话的媒体所受到的整肃，看看辽宁西丰那位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冲天牛气，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这样的文章仍被选入中学教材感到羞愤。我在这里这样说可能又会惹某些人不快，编发我这篇文章的编辑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可能要承受的压力，但这岂不同样正好印证我们眼下的处境？
第二个回合，对于“你来自哪个中国”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只有一个中国”，固然体现了大陆中国人的普遍愿望和大陆政府方面的一贯原则，文中那位台湾同学当时的回答也有可信之处。但如果用文末细节两人相约“一起喝杯咖啡”来显示作者与台湾同学对“一个中国”没有分歧，那则又是完完全全在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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