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鲁迅先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把“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虚无主义者和左派幼稚病患者斥之为“昏蛋”。历史上，“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火烧阿房宫的项羽，火烧隋朝宫殿的李世民，在这一点上都缺乏智慧。“文革”中的打砸抢，更是一场浩劫，绝不能视为智慧。庄子教人们在乱世时善于养生，他的“无用为用”不是消极，而是智慧。杨修之流过于聪明，只会招来杀身之祸。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阿斗的“乐不思蜀”，实际上是大智若愚；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则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缺乏智慧。相反，在太平盛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还“无用为用”，则难免有消极避世之嫌。是进是退，就看你的智慧。1947年，国民党军队开始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进行战略性的撤退；同时，他又进行战略性的进攻，出人意料地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的整盘棋给下活了。无论是退是进，都有智慧在。理智地判断该不该取舍，才有智慧在。只有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舍弃，才是智慧之举。第六问：理性ai国是一种智慧吗？答：今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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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把“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虚无主义者和左派幼稚病患者斥之为“昏蛋”。历史上，“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火烧阿房宫的项羽，火烧隋朝宫殿的李世民，在这一点上都缺乏智慧。“文革”中的打砸抢，更是一场浩劫，绝不能视为智慧。
庄子教人们在乱世时善于养生，他的“无用为用”不是消极，而是智慧。杨修之流过于聪明，只会招来杀身之祸。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阿斗的“乐不思蜀”，实际上是大智若愚；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则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缺乏智慧。相反，在太平盛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还“无用为用”，则难免有消极避世之嫌。是进是退，就看你的智慧。
1947年，国民党军队开始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进行战略性的撤退；同时，他又进行战略性的进攻，出人意料地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的整盘棋给下活了。无论是退是进，都有智慧在。
理智地判断该不该取舍，才有智慧在。只有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舍弃，才是智慧之举。
第六问：理性ai国是一种智慧吗？
答：今年4月7日，当北京奥运会圣火抵达巴黎传递后，“藏独”分子用暴力手段从坐在轮椅上的我国残疾运动员金晶手上抢夺火炬未遂，并用种种卑鄙手段冲击圣火传递队伍，辱骂爱国留学生，撕毁五星红旗，而法国一些主流媒体对此事件却幸灾乐祸，这些行为严重伤害华人的心。于是，海内外不少华人网民发起了一场抵制法国货的行动，他们号召人们从现在开始，不开标致车，不用法国香水，不吃法国大餐，脱掉身上的LV，5月1日全国抵制家乐福一天……
应该说，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希望祖国办好奥运，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表达爱国热情，需要理智的智慧。不讲究斗争策略的爱国行为，往往反而会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这里，我想推荐大家阅读一下刊载在2005年4月21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的一篇文章，其题目是《从反日游行看中国人与“当今世界”的距离》。这篇文章论述精辟，充满理性的智慧，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爱国素质。
从反日游行看中国人与“当今世界”的距离
中国对日本的抗议运动，这场“似乎有些规模,有些出格,背后又似乎有些疑惑的活动”（某北京博士语），被中国国民、海外华人、西方、日本这几个不同的人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造成风马牛不相及的效果。
最大的看点，在于一场本来是针对“日本篡改和掩盖历史罪行”的抗议，最后演变成了“中国该不该向日本道歉”的问题，这个本末倒置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
除了指责日本右翼在高超的舆论导向、巧妙的防守反击、成熟的媒体运作等方面明显高于中国之外，作为中国人自己，特别需要考虑的，至少有几点：
1、目的决定手段
游行的目的究竟为什么？
如果是一种“宣泄”，那就不能随意简单上街。你可以自己找别的地方，用各种方式宣泄。但上街就涉及到公众传媒（包括国际）效果，就有了责任问题，某些行动可能造成反效果，因此要上街，就必须有所考虑，不能因为自己情绪宣泄，反而客观上损害了本国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地说“爱国无罪”。“爱国”仅仅是动机，方式不当，造成损害，也同样有错。
如果是为了“表达”，昭示一种意愿，就要事先考虑究竟要表达什么？对谁表达？如何才能表达？受众是谁？在哪里？如何最能把自己的意愿说清楚讲明白，而不会搞错，不会被人误解或曲解。一旦有误解和歪曲，就要马上有相应的反制的手段和动作，必须保证受众能够正确接受信息。发现信息被歪曲，就要立即设法澄清或纠正，其焦点在于传递准确的信息。
如果是一种“斗争”，反击日本右翼，那就更复杂了。斗争是艺术，斗智斗勇，三十六计，兵不厌诈，合纵连横，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等等，从《孙子兵法》到《论持久战》，中国这方面东西多了，都要用上。
当然，首先要搞清楚，跟谁斗争？斗什么？如何确定敌人？如何划分敌人？如何分化敌人等等。
比如，抗议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是“日本”么？如果不是，为什么放任“反日”二字众目睽睽满天飞传遍世界？如果是，这个“日本”包括什么？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国民中的某一部分？哪一部分？……为什么不向全世界强调界定清楚？须知宣战的对象是谁，决定着斗争的基本性质，不可不察也！它意味着打击面不同，人心向背不同，力量对比不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语）。对不同的敌人，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口号、策略等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中国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是决定这场运动成败的核心关键。
2、斗争是艺术
说到斗争，那么游行就不是一般的表达，更不是发泄，而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活动，那可就学问大了。跟演电影演话剧一样，必须相当微妙到位，达到最佳效果，并时时观察了解对方和公众的反应，随时调整随时机动，出招接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就全完蛋了。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想，基本认识就是比较混沌的，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那就是“反日——爱国——游行——高尚”，这种模糊朦胧的意识，可能是一种“诗化的”“文学化”的心智习惯，复杂度和确定性不够，远远不适应今天理性化、实证化的世界。
在这方面，日本人则显得很清醒，他们最大限度利用了欧美社会“理性化”的特点，操控舆论，针对国际公众“界定清楚”的思维习惯，充分利用中国这方面的含混，不断抓住中国抗议中一些“失误”，不失时机地制造热点，达到轰动效果，引导国际舆论去“关注”中国人那些“违背国际惯例”的方面，从而忽视和淡化中国在道义和伦理上占优势的基本事实和背景。应该说，在这方面，日本很成功，通过创造新的概念和话题，迅速夺回舆论主动权，这种防守反击的效果很明显，最后终于把“日本掩盖罪行”的主题，硬是变换成“中国应该赔罪”的主题。
可见，真要斗争，就不要迷信和沉醉在“正义必胜”之类的幻觉，关键是看谁有谋略，有判断，有手段，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可能万劫不复，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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