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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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引言针对二三十年代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 了他的“释古”观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 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鲠》62期，1935年5月；冯 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 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其要点是：一、将中国 当时研究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 “态度”“进步”的“三个阶段”。三、认为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便是” 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具体说，“‘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 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ZW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四、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辩 证法，即‘信古’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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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二三十年代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 了他的“释古”观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 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鲠》62期，1935年5月；冯 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 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其要点是：一、将中国 当时研究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 “态度”“进步”的“三个阶段”。三、认为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便是” 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具体说，“‘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 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ZW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四、认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辩 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冯友兰：《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冯氏之说，在当时学界影响颇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概述十九世纪末期至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就引证了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说，并 对其释古的理论和实践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学林》第4期，1942年2月；本文所引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6年7月版。。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基本接受了“释古”说，认为“历 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 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 ，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 ，开明书店，1941年6月；本文所引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史学界和哲学界在反思疑古学说和评价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 献时，都注意到并较高地评价了冯友兰的释古说 如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 古”》，《原道》第1辑303～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走出疑古时代·自序 》第3～4页、《导论》第1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谈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 纪念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1～10页；《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百 年诞辰纪念文集》274～28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学术贡献》，《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14～15页。王鉴平：《冯友兰哲学史方法评析 》，《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76～177页；亦载《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Z W)〗。这些评价，第一，认同了冯友兰的“释古”理论，认为冯友兰提出的“释古”说是对 “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第二，肯定了冯友兰的“释 古”实践，认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处理，是其“释古”方法运用的典范，代表了“ 合的阶段”；第三，将冯友兰的“释古”说上溯至王国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导师，甚 至认定“释古”是清华学派治学的特色和传统。

这些分析大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笔者也有另外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考虑再三，还 是发表出来与诸位师、友商榷。

一“释古”的实践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既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也可从实践运用的效果上进行考察 。冯友兰先生的“释古”，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些问题值得检讨。

我们先来看冯友兰先生的“释古”实践。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诸 文中，一再以分析《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孟子“井田”说、《庄子》《 管子》《墨子》的真伪为例，说明“释古”方法的运用。客观地说，这是通达之论，以其代 表当时学术研究的水平，应不为过。但是，应该指出，这并非是在“释古”理论指导下取得 的成果，而是冯先生借用当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来阐扬自己的“释古”理论。

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信古者之观点，以为此说出于《汉书》， 其为可信，绝无问题。而在疑古者则以为《汉志》所说，纯系揣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 一时聪明才力之士所倡，以应当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此，与‘王官’有何 关系？”而“在释古者则以为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原来为贵族所用之专家 ，流入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 大概意思，则历史根据”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冯先生以“释古者”所作的解释，实际吕思勉先生就曾说过：

诸子之学之起源，旧说有二：（一）出《汉·志》，谓其原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 要略》，谓皆以救时之弊。予谓二说皆是也。何则？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 前无所 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且何解于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 根本仍复相同邪？天下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势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 学，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 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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