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散文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01-18 16:59:49]   来源：http://www.wenxue9.com  散文教学   阅读：8560次

概要：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偏偏在抒发真情实感，袒露生命血性上出现了失误，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已不再是散文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当然也不再追求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而是习惯于从某种生命智慧或生活意念出发，进行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言说，从而导致了知识的扩展与性灵的萎缩。我们不妨以早已饮誉文坛的周国平散文为例。在周先生的散文中，虽然有《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样直接采之于生命疼痛处，因而充盈着至情与至性的著作，但是更为大量的篇章，其中包括《自我二重奏》、《宽松的婚姻》、《爱与孤独》、《消费=享受?》等若干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在无形中同个性化的、真切的生命体验拉开了距离，而满足于以学者的身分和口吻做人生哲理的讲述。尽管这种讲述运载着新知与精见，而且形成了睿智机敏的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特点，但是却终究因为缺少了生命激情的支撑和生活经验的参与，缺少了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和活生生的气韵，而显得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而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单薄，说到底则是其审美价值的匮乏与艺术特质的贫弱。类似的情况，我们读赵鑫珊等人的学者散文时，亦会有程度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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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偏偏在抒发真情实感，袒露生命血性上出现了失误，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已不再是散文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当然也不再追求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而是习惯于从某种生命智慧或生活意念出发，进行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言说，从而导致了知识的扩展与性灵的萎缩。我们不妨以早已饮誉文坛的周国平散文为例。在周先生的散文中，虽然有《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样直接采之于生命疼痛处，因而充盈着至情与至性的著作，但是更为大量的篇章，其中包括《自我二重奏》、《宽松的婚姻》、《爱与孤独》、《消费=享受?》等若干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在无形中同个性化的、真切的生命体验拉开了距离，而满足于以学者的身分和口吻做人生哲理的讲述。尽管这种讲述运载着新知与精见，而且形成了睿智机敏的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特点，但是却终究因为缺少了生命激情的支撑和生活经验的参与，缺少了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和活生生的气韵，而显得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而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单薄，说到底则是其审美价值的匮乏与艺术特质的贫弱。类似的情况，我们读赵鑫珊等人的学者散文时，亦会有程度不同的感受。而面对这样的作品，我总觉得与其称它是散文，还不如把它们当成通俗化了的哲学或文化学著作。
　　第二，还有一些散文作品乍一看来，仿佛并不缺少性灵或情感因素，只是细加体味又可发现，这里的性灵与情感因素是勉强的，掺假的，是原本寡情的作家为哗众取宠而装出来的滥情与矫情。关于滥情，余秋雨散文的某些篇章流露得既明显，又充分，堪称是这一流弊的代表。对此，已有多位论者提出过严肃而具体的批评，读者自可找来参阅且举一反三，笔者不再多费篇幅。以下我们着重透视散文创作中的矫情。贾平凹的《说话》是一篇被许多人称道的作品。据说它是作家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因有感于不会说普通话所带来的交流上的困难而信笔写下的。倘果真如此，它的字里行间应当包含着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尴尬与无奈。而从实际的行文看，虽然不能说全无这方面的意味，但更多的却分明是机智的调侃，幽默的自嘲，是若干用小说笔法呈现的喜剧化的场景，诸如：手持“莫言”的纸牌去火车站接人被别人误认为不准讲话；提着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提包在外游走，以回避同别人讲话；一位口吃的朋友在北京长安街上巧遇同类等等。面对这样一些因不怎么符合情理所以很可能是编出来的故事和噱头，我们虽然不能不佩服作家的才气和聪明，但又总觉得它多了一些造作，少了一些真诚，甚至会怀疑，作家是不是借着“说话”的由头来炫耀自己营造幽默的能力。毋庸讳言，诸如此类的作品，很容易入眼，但却不容易入心。被称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作家”的刘亮程，近年来颇得文坛专家的好评，我在慕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虽然亦很喜欢内中那平静而略带忧郁的叙述基调，那新鲜而兼具机智的艺术感觉，那琐细而不失深度的生活体味，但与此同时依然禁不住扪心自问：在这些漂亮别致的文字里，是否同样隐含了不易察觉的矫情?如《住多久才算是家》里那种与作家年龄、经历明显不相吻合的沧桑感、恋旧感；《城市牛哞》里那种缺少经验铺垫和命运呼应的心灵狂喊……它们最终使我在估价刘亮程散文的审美意义时，不知不觉地打了折扣。
　　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何以会比较普遍地出现性灵萎缩，情感弱化乃至矫揉造作的现象呢?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对“文革”前十七年抒情散文一统天下、惟我独尊的反拨；有对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文学趋于冷峻和理智的盲目认同；当然也有属于作家个人的意趣和选择，但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科技文明、都市浪潮以及物质欲望等等，对创作主体艺术灵性的合围与叠压。如众所知，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科技文明、信息传媒空前发达和普及，这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与工作的极大方便，但同时也因为这种方便而使许多人陷入了电话、电传、电视、电脑以及高楼大厦的包围与遮蔽之中。这时，人与世界相沟通的渠道增多了，但舒展生命的空间和遭遇真情的可能反而变小了。越来越远离本真自然的现代人像温室里的花卉，活得舒适而苍白。缺乏生命的高峰体验，没有激情的强力震荡，几乎成为普遍的生存缺憾。而这种生存缺憾又常常因为商品社会所带给人类的物质欲望和竞争压力而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作为社会成员的散文家，其驱笔洒墨缺乏真心真性真情，实在属于正常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当代散文要重新获得真情的滋养与真诚的魅力，散文家必须首先从现代文明的种种包装中挣脱出来，强化生命实践，丰富心灵体验，努力在虚拟、复制与喧嚣中，保持质朴而机敏的生命感知能力和生活表现能力。
　　相当一部分散文写作者缺乏清醒、自觉与科学的文体意识，满足于随心所欲或粗疏简陋的自由抒写，以致使笔下作品从叙述到语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乃至丢弃了自身所应有的审美特质，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三。
　　在20世纪散文发展史上，散文家和理论家曾不约而同地指出过散文文体的自由随便和本色自然，如鲁迅先生就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怎么写》)；周作人亦明言：自己的散文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书房一角?原序》)；林语堂则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再与陶亢德书》)，“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论本色之美》)应当承认，这些观点都颇有见地，它们确实道出了散文所具有的某种文体特征。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正确的散文观点，我们还要注意给予同样是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由随便也好，本色自然也罢，都是散文在进入审美领域之后所映现的一种文体形态，是散文家把各种艺术表现因素推入化境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说散文原本就无特质、无规范，可以随心所欲，率意敷衍，可以不施匠心，不耍手段。第二，像聊天散步一样的自由随便、本色天然，可以是许多散文的共同特征，但却并不是所有散文的艺术抽象或惟一选择。事实上在散文天地，同聊天散步迥异其趣的篇章屡屡可见，它们同样是质量很高的散文。更何况随着生活的发展和艺术的嬗递，散文应当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文体形态和艺术特质。因此，散文创作如果仅仅恪守和满足于自由随便，本色天然，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偏颇和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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