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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您从事科普工作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了，您认为在科学的普及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环节？科普工作的范围很大，许多方面的事我也不熟悉，只能从科普创作这方面谈谈。单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环节是编辑。因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很大程度决定于编辑的需要，写出来也要经过编辑才能发出去。编辑要是分不出优劣甚至对错，好的发不出去，错误的东西还会流传。编辑对选题的设计和文字的要求，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有点象电影的导演，但不应是强加于作者而是启发引导，因此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叶圣陶先生说编辑应当是杂家，很有道理。在五十年代我遇到许多敬业精神很强的很有水平的编辑，我在20岁刚出头，能有机会发表不少文章，就与他们那时不看关系，不看名气，只看作品，不拘一格的良好作风分不开。好的编辑不应该就围绕着已知名的作者团团转，而是应在不为人知的作者中去发现人材，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张景中的《数学传奇》的时候，作者刚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逆境中缓过来，科普界了解他的人还很少。现在他已是中科院院士，这次他愿意来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我想这中间大概与编辑的这段情缘就有关系。由此想到，推而广
陶世龙先生访谈录,标签：说明文阅读大全,http://www.wenxue9.com科普工作的范围很大，许多方面的事我也不熟悉，只能从科普创作这方面谈谈。
单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环节是编辑。因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很大程度决定于编辑的需要，写出来也要经过编辑才能发出去。编辑要是分不出优劣甚至对错，好的发不出去，错误的东西还会流传。编辑对选题的设计和文字的要求，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有点象电影的导演，但不应是强加于作者而是启发引导，因此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叶圣陶先生说编辑应当是杂家，很有道理。
在五十年代我遇到许多敬业精神很强的很有水平的编辑，我在20岁刚出头，能有机会发表不少文章，就与他们那时不看关系，不看名气，只看作品，不拘一格的良好作风分不开。好的编辑不应该就围绕着已知名的作者团团转，而是应在不为人知的作者中去发现人材，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张景中的《数学传奇》的时候，作者刚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逆境中缓过来，科普界了解他的人还很少。现在他已是中科院院士，这次他愿意来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我想这中间大概与编辑的这段情缘就有关系。
由此想到，推而广之，要问什么是科普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我敢斗胆的说一句：是人，是做科普工作的人！科普不是只要懂科学就一定能作好的，它也有自身的规律，是一门学问，不仅需要科普作家（记者也在其内），还需要有科普编辑家、出版家，和会做科普组织工作的专家。后者在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是一元化的，各行各业都是领导在起着关键作用。刘述周同志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不知今天的科普工作中还有没有这样的领导。
如果做科普工作的人，特别是当领导的人，自身就缺乏科学的素养和敬业精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钟也不去撞，是肯定做不好的。有那么多人在做科普工作，前几年却被李洪z这样一个角色假借科学的名义，把水搅得这样浑，值得我们反思。
我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多大意义，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它叫做什么名称，叫做科学传播，障碍就少了吗？
再有，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我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科普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五四前后，提出过请来“赛先生”，一时报刊上也经常发些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读起来并不好懂，但其意在普及是清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提出过“科学下嫁”，据此，戴伯韬等写出过不少科普小册子，这自然是在普及科学；与此同时，贾祖璋、董纯才、顾均正、高士其、刘熏宇、索非等以小品文和其他形式写作、翻译了许多介绍科学知识而又有文学风格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当然也是科普。还需要提出的是，国民党组成南京政府后也注意到科学需要普及，他们曾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要“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化”，其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普及科学。在陈立夫1933年发表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与文化复兴的关系》一文中，有这样的话：“以不科学的头脑，在不科学的环境中，对一切无系统的研究无系统的整理而日望中国能早向时代进化的路上走，是奢望也。（对中国文明）妄自尊大的人，其对国家的期望，犯了侥幸的危险；妄自菲薄的人，其对国家的期望，犯了奢望的危险；前者无科学知识，后者无科学方法……在这两种人支配之下的中华民族，在侥幸奢望中过生活，安得不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呢？”且不管此人在其他方面如何，不能说当时他没看到问题。他们也做了一些科普工作，如出书、办杂志。新开办的民众教育馆里面，也有不少内容是普及或者说是传播科学的，但在当时没有科普这个词。
科普这个词的出现可能在1949年以后，当时的政务院中首次设了科学普及局，北大知名的进步教授袁翰青当了局长，但仍在北大上课；他也就利用这种方便，在1950年春节时，拉了北大许多同学去组织一个大型的科普展览。这个科普局属于文化部，那时把科普工作作为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使用“科学普及”我估计很可能是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普及”，后来简称为科普，用惯了，已成为汉语中中国大陆特有的一个新词，并从而衍生了“科普工作”、“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宣传”、“科普作家”、“科普画廊”……等等一系列名词，不大经得起推敲，但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今天的科普确实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代以及五十年代都不同了，那时文盲在全国还是多数，科学的普及也是着重在启蒙，从“人手斤刀”开始。
1980年我参加中国科协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他们的科普工作，就已发现他们在很多场合，并不使用“普及（popularization）”而喜欢用“公众对科学的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传播（communication）”，在大学里开设有科学传播、技术传播这类课程，便感到科学传播这个词比较符合今天的实际，但基于上述的考虑，我认为可以仍用原来的叫法，但赋予新的涵义，事实上也已在进行这样的变化。因此我觉得今天如在这些名词上做文章，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
去年年底回国。我已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所以我在 五柳村总29期上重新发表了我写的大文化需要大科普（原载1988年7月出版的《科普研究》1988年第6辑）里面已讲道：“作为文化建设的科普，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原有科普的涵义。不如提出研究科技传播学更合当前需要。”同时认为：“科普作为大家已经习惯的名词，也不一定去改它，但必须充实新的内容。”现在我还是这样看。
我还想提出的是，不可因为有了新的内容就忘掉老的任务，因为我国仍有许多文盲，上过中小学的，不继续学习或从事科技工作，原来学得的科学知识在脑子里还剩得有多少？我们的科普工作的起点还是很低的，恐怕普及“人手斤刀”还有需要。“一种平等的科学理念和探讨氛围”的出现，恐怕得在是全民义务教育达到高中水平以后，不能用外国的情况来套中国的现实；水涨船高，水落船低，这也是科学的道理，做科普不能不考虑到这水面的高低，否则这种科普还是在少数人中间传播并没有到大众中去。当然这部分科普也是需要的，而且很重要，因为今天在中国有特殊重要作用的各级领导，现在大多是具有大学文化水平了，他们就很需要这类比较高级的科普。但对大多数人包括文化水平仍很低的人的科普，仍不可轻视或放松，五十年代有些出版社专门出面向农民的科普读物，要求写得非常浅近，现在似乎没有了，而地摊上印得很粗劣的麻衣相法之类的书却有得卖的。我们决不可低估我们在科学启蒙上的任务。讲点天文地理似乎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前些年是不受重视的，李洪z这一闹清醒点了，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把科学的启蒙认真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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