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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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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