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要说中国古代的散文，凭的全是文字功夫，几乎一律白描，真正的大盗不动干戈。写山，写水，写景，写物，全是平直道来，一无诗词的机巧。如著名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穂穂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就像大白话似的，而阿房宫则赫然眼前。没有一个冷字，还大都是动词和名词，极少形容词，多是以状语形容。经过写意的磨练之后的文字，一旦用于写实，可说是字字有意，是有藏而不露的底蕴的。读古代的散文，就是受用这些文字的。它流传下来的，多是一些名句，这些名句都有着用字的精致和气氛的生动，俗话叫作“传神”。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不美?不只是字面，还在字后的意境。这意境可说是托附于文字，因其文字的内涵外延的容量幅度，而扩充着意境的。俗话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只有中国文言文才具有这样的功能。中国的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形式，即便是脱去了格律韵脚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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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国古代的散文，凭的全是文字功夫，几乎一律白描，真正的大盗不动干戈。写山，写水，写景，写物，全是平直道来，一无诗词的机巧。如著名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穂穂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就像大白话似的，而阿房宫则赫然眼前。没有一个冷字，还大都是动词和名词，极少形容词，多是以状语形容。经过写意的磨练之后的文字，一旦用于写实，可说是字字有意，是有藏而不露的底蕴的。读古代的散文，就是受用这些文字的。它流传下来的，多是一些名句，这些名句都有着用字的精致和气氛的生动，俗话叫作“传神”。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不美?不只是字面，还在字后的意境。这意境可说是托附于文字，因其文字的内涵外延的容量幅度，而扩充着意境的。俗话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只有中国文言文才具有这样的功能。中国的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形式，即便是脱去了格律韵脚的形式，最外面还是有一个形式，就是文言文。它虽也是使用性的语言，却是少数人的特权阶层的使用语言，它依然是极其形式化的。因此，当我们不再使用文言文作书面语的今天，中国的强大的散文传统，其实就不再起作用了。我们失去了古代散文的武器还有目标，白话文是什么都可直说的，不直说还不行。它是一种构造性的文字，倘若说文言文的字是画面，白话文便是勾勒画面的笔触。于是，说什么便成为首要的事情，我们说什么呢?
做文明古国的今人其实是很不幸的，科学民主隔离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我们特别像那种名门望户的没落子孙，担了个虚名，其实两手空空，并且身无长技。我们还像缴不起遗产税的继承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大宗财富收进了人类文明博物馆。在白话文的时代，散文实际上是无可奈何地衰退了，它变成了一种小品式的文体，抒情或者谈闲。如鲁迅先生那样的战斗的檄文，则叫作杂文。它的功能变的很简单，把想说的话文雅活泼地说出来，便罢了。像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许是寄于最严肃的情感的一类了。直到不久前我们才得以读到的张爱玲及苏青的散文，也多是些随感杂议。张爱玲的散文比较认真一些，甚至开始涉及人生的内容，然而其思想和情感，都还只是她小说的边角料，是零碎样的东西。苏青的要差一些，有一些简直是卖嘴皮子，倒是很像今天的铺天盖地的散文，专为报纸副刊而写的。这时期的散文，我以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有益的养料。所以，我宁可认为散文是一种现代的文体，我们其实是白手起家，必须勤于学习。
让我们来接近一下一位与张爱玲们同时期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加缪，他写作有许多散文，是他创作的重要部分。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阅读，所以很难谈得上对文字的看法，我们无从了解他的文字方式，这自然是一个大损失。但是，我们毕竟可以了解他的思想，而加缪又正是一个沉浸于思想的作家，他是创造思想的作家。他的散文给我的最强烈也最意外的印象就是，那里有着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这事情重要到与人的存在有关，它是一些对人生大问题的苦思冥想。由于它的非虚构特质，它进入这大问题都是以直接锲入的形式，没有情节的媒介，也没有诗的语境作媒介，它只能如实道来，它只有一个叙述的武器。你看，他的武器有多么尖锐，竟可以剖析坚硬的思想。在加缪的《反与正》里有一题为“灵魂之死”的章节，叙述他来到陌生的城市布拉格。这地方与他的家乡远隔千里，语言不通，由于没钱，他只得在廉价庸俗的旅店里膳宿，出入于这城市的暗淡的角落，他完全被封闭了，而他的思想却异常地活跃着，使那孤独隔绝之感变得分外敏锐。这绝望的痛楚被他一笔一笔地写着，那焦虑真实地传达给你，你可以体会到客居他乡的压抑。思想在此心情的压迫下，变得顽强起来，像嫩芽顶开板结的泥土，钻出头来。文中所说：“人面对自身：我怀疑他是幸福的……然而，旅行正是由此照亮了他，在他与诸物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失调。世界的音乐比较容易地进入这颗不那么坚实的心中。”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更大的艰难还在于要将这潜伏很深的精神变化从心理上剥离成文字表达。这是经过理念高度总结之后的感性果实，我惊讶他将那样抽象的东西表达得情义绵绵，他真是一个对思想有感情的人。当他离开布拉格时，就已完成了绝望的洗礼，他进入了意大利，一切依然是陌生的，甚至更孤独，然而他开始接受“世界的音乐”。他说：“我需要一种伟大。在我深深的绝望和世上最美景致之一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我找到了这种伟大。”这种难以描述的精神处境，却被他一丝不苟，不留空白地描述了。我也被翻译者感动了，至少他将此转述得合情合理。
加缪的散文就是负起了这样的重任。它一旦负起，便无法逃避，因为没有虚构的空间。这是一种直面现实和直面文字的文体，其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它其实对思想和表达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因此，思想和表达在它跟前都会不由自主地退缩和软弱。它长期以来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弱小的文体，承载一些花鸟鱼虫的事物，感时伤怀的情调，并将这种风气传染给了小说。
但是，我们不可抹煞散文的功劳。正是由于它的不拘形骸，它是最早脱出意识形态的窠臼，现出自由自在的性格，给文学展示了新的出路。我们很难忘记新时期之初的张洁的散文，《拾麦穗》。它只是写一个卖灶糖的老头和一个馋嘴小丫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无法命名，不知该往哪一类情感里归宿。它带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喜悦啊!我们发现：文章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们发现：原来是有着许多不可命名的东西，这些不可命名的东西为我们打开一个新天地。还有那著名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的《受戒》，它也提供了不可命名的东西。由于散文的主流文学之侧的处境，倒使它身无负荷，行动起来格外方便。在那个漫长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环境里，风花雪月的出场几乎是带有革命性的意义。这是散文的特权。在一片教条声中，只有这才靠近人性的自然，是人道主义的景象。我敢说，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那不多的一点唯美的空气，是散文带来的，它多少瓦解了一些文学的社会功用性，给予它稍稍长远和抽象的理想。但我不敢说这唯美的空气质量究竟如何，纯粹度究竟如何，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将显现出其不如人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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